汇集着多家大型赌场,地下也蔓延着许多非法网络赌博公司,它们把基地设在当地的“园区”。园区就像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,被高墙、电网、打手围住,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。每隔一段时间,媒体上都有逃出来的年轻人自述经历。他们被贩卖,遭遇毒打、囚禁,被迫从事诈骗。直到有一天,他们被当地义工队解救出来,送往一个名叫“长城宾馆”的地方。
西港泰康医院门口,车流拥挤。18岁的小蝶昏昏沉沉,19岁的小迪扶着她,同时反复确认手机上的照片和车牌号。终于找到那位司机,拉开车门,两人迅速蹿上去。
就在过去的24小时里,小蝶吞下30多粒安眠药,被老板和同事送往医院抢救。醒来后,病房里只剩小迪——他和小蝶是老乡,平素跟主管关系好,被留下来照应。走廊的楼梯上,监视他们的保镖正在打嗑睡。
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。用公司发放的、做业务的手机,小蝶立即联系上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。在柬埔寨,48岁的陈宝荣自称曾解救过300多个中国年轻人。他们和小蝶、小迪一样,都被骗至柬埔寨,被非法圈禁、毒打,从事诈骗行业。
不到30分钟,陈宝荣派来的车到达医院门口。小蝶拔掉身上的导尿管和输液针,和小迪藏进厕所,趁着保镖走开的间隙,溜出医院。
就在那时,小迪收到公司主管的消息,他正在赶回医院的路上,要给小蝶办出院手续。时间紧张,小迪形容这是只有在“电影里才出现的场景”,两人随时有可能被抢走,他的心脏“从来没跳得这么快过。”
临上车前,小迪犹豫了:“出去后会不会发生更坏的事情?”
小蝶劝他,“我不见了,你一个人回去,难道不会受更严重的惩罚吗?”
沿途雨雾蒙蒙,细密的水珠擦着车窗飞过。体内药物残留的缘故,小蝶陷入昏睡。小迪的警惕还没卸下,司机是柬埔寨人,语言不通,他不识路,只能一直盯着手机导航,眼睛都没敢闭上。他说,“被骗了一次,所以害怕有第二次。”
晚上8点多,经过七八个小时的奔波,在距离金边国际机场大概6公里的地方,车子停了下来。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,长城宾馆。
疲惫的宾馆
从外表看,长城宾馆只是一栋不起眼的5层建筑,外墙被漆成淡黄色,和接待游客的地方没什么两样。26间客房几乎住满了人,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说,“很温馨干净”。只是它的红色灯牌,浸泡在金边漫长的雨季里,看起来有点褪色了。陈旧的模样,像极了宾馆里的疲惫住客。
抵达宾馆的第一晚,小蝶迷迷糊糊地说,“能不能给我一个房间,我想睡觉。”她被安排到5层的客房,直接睡到第二天清晨。小迪住进四层,那一夜他辗转反侧,既有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,也有逃离之后的害怕。
小蝶已经很久没拥有过这样安稳的睡眠了。长城宾馆的夜晚静谧,只是有时也会被女生的尖叫和摔打东西的声音惊扰,她后来慢慢习惯了——是一层那个精神失常的女孩,20来岁,被义工解救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。
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在长城宾馆的内部。经常在厨房帮忙的刘明栋,是小蝶的贵州老乡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她后来才知道,那是逃离时留下的伤。去年6月29日凌晨,趁着公司聚会喝酒,刘明栋和同伴从园区2楼跳下,结果屁股着地,下半身失去知觉。
她还认识了25岁的江西人小赖。去金边机场的路上,小赖被一辆黑色阿尔法截停,两个中国男人直接拿刀顶住他的腰,把他绑进园区。小赖曾被关小黑屋,连续三天不吃喝,被电击、鞭打。直到现在,腿上还留有伤痕。
小赖还算幸运。那个时候,长城宾馆的一层,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,广西人,因为不愿意配合诈骗,从6楼跳下,手脚都断了,完全丧失行动能力,大小便不能自理。
住在宾馆一层的大多是行动不便、精神失常需要照料的人。最久的住客是那个山东男孩。每天醒来,嘴里就叫嚷着,“老子要回国,谁也管不着。”小蝶不知道他的具体遭遇,唯一确认的是,人在园区被打得精神错乱。现在,情况虽有好转,也总是健忘,吃饭喊他拿碗,一转头给忘了。
每一个住在长城宾馆的人,都有一部沉重的海外流落史,他们身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:从网投园区逃离。
在柬埔寨,网投园区实际上是网络赌博、电信诈骗的窝点聚集地,其中西港的密度最高。2016年,西港成为继金边、波贝、木牌之后第四个开放线下赌博业的城市。当年,柬埔寨政府签发了163张赌场牌照,其中91家在西港。当地还有不计其数的非法博彩公司,专门做网络赌博。博彩产业影响下,西港逐渐变成枪杀、毒品、性剥削的犯罪聚集地。今年2月,一名中国男子被绑架,另一名中国男子则被当街枪杀。当地华文媒体上隔几天就会出现类似的消息。
在西港,白沙一期、二期、旧山顶、中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网投园区,里面有几十上百家网投公司,人数可能多达上万。那是名副其实的“罪恶之城”。2019年11月,一个19岁男孩从中国城高楼坠下,他的大腿上,用黑笔写着四个字:冤枉被害。今年2月,一名福建男子也在西港一网投园区坠楼身亡。
西哈努克港
身陷其中的人竭力呼救。在深夜,他们偷偷给中柬义工队、当地华人公号发求助信,还有人在柬埔寨总理洪森的脸书上留言。幸运者如小蝶、小迪这些长城宾馆的寄居者,及时得到帮助,逃离魔窟。
在此之前,长城宾馆一直是中国游客、工人的落脚点。2019年,邢台人李杰决定在金边做宾馆生意,取名“长城”,因他来自河北,对长城有感情。但疫情很快来袭,生意萧条。2021年9月,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建议李杰收留这些从园区逃出来的中国人,因为疫情,他们滞留在柬埔寨。李杰答应了,他对外称没有收钱,水电租金,都是自己掏。
长城宾馆里的人更习惯叫他杰哥。杰哥40来岁,光头,戴一副黑框眼境。第一次在宾馆里见到杰哥,小蝶觉得他“有点凶”。后来有一次,她心情不好,杰哥拿着蜘蛛香在她面前假意叩拜,逗她笑。
不到半年,近百个逃离者在长城宾馆流转和栖息过。现在,长城宾馆还住着50多个人,他们来自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等地,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,最大50多岁,80%是20-30岁的年轻人,不少人是偷渡而来,在柬埔寨没有合法居留权。
刚来的新人,往往很难卸下那股“警惕”。25岁的湖南人小唐到长城宾馆的第一天,“看有什么不对劲就跑”,白天房间窗帘也拉得死死的,担心被枪射死。
2021年3月,小唐被朋友骗到柬埔寨,在园区里被困8个月,“在这里,害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。”长城宾馆里有不少人都是被亲友骗来的,有亲外甥,也有上一秒还在一起吃夜宵的朋友。小唐说,这种心理创伤,就像上过战场,“永远无法恢复”。
几乎每个星期,都有新的人被送进来,也有旧的人离开。小唐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子。被送来时,他脸色苍白,浑身浮肿,大口喘着气说,“没想到能活着出来”。小唐的眼泪“差点就掉下来了”,后来他才知道,那就是新闻上报道的、被连续抽血6个月的“血奴”。
治疗中的“血奴”
到长城宾馆之前,小蝶的生活也围绕着一栋楼,但跟长城宾馆相比,它大得可怕。
那栋楼坐落在西港的园区,一共八层,四楼和六楼是办公区,超市、食堂、理发店在五楼,此外几乎都是宿舍。小蝶住在顶楼,她根本数不清每层有多少间房。宿舍不小,能放六张上下铺,只有一扇窗户,被铁栏杆焊得死死的。一楼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通道,小蝶只听说那是一个赌场,被关进来三个月,她还没机会下过楼。
大楼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铁网,小蝶几乎生活在无死角的监视中。主管房间就在旁边,房门总敞开着。出宿舍要报备,还会受到威胁,“10分钟后,我看不到你从这门口回来,你就死定了。”
工作区也都是眼线,主管拎着电棍四处走动,不知哪个时刻,棍子就落到自己身上了。公司就是一个不打隔断的大空间,密密麻麻摆着100多台电脑,到处是噼里啪啦的键盘声。电脑前的年轻人,从中午12点到凌晨4、5点,双眼紧盯屏幕,两只手也在拼命打字、做业绩。
这跟她之前想象的工作完全不一样。小蝶是贵州人,2021年3月,老家一个朋友请她到广西做打字员,每个月6000块。想都没多想,小蝶和好友小花、小花的堂姐就去了——她们都需要一份工作。小蝶父母离异,母亲改嫁,她想帮家里分担压力,小花姐妹从小就没有母亲,是爷爷奶奶带大的。
话术都是相似的。客服、销售、游戏推广是最常见的“工作”,月薪在六千至上万。多位受骗者表示,受疫情影响,他们失业很久了。
这趟旅途的起点,就充满着意味不明的冒险。三个女孩从南宁坐车到边境,在深夜翻越一座山,途中,小花掉进沼泽,泥水差点漫过她的头。她们哭嚷着要回家,蛇头并没有给机会,一路恐吓硬拉,直到到达柬埔寨金边,手机卡直接被没收了。
残酷的生活刚刚开始。为了提升打字速度,在第一个园区,她们学了两个月,每天打字十几个小时,内容都是小学语文课本。接下来就是诈骗,主管递过来联系方式,她们的任务就是聊天,再让对方加上一级的微信。小花说“根本不忍心”,她趁主管不注意,把对方拉黑删除,业绩太差,主管抓起电脑前的她,直接呼来一巴掌。
小蝶也经常挨打,她都麻木了,“也就是被扑了几巴掌”。跟后面的经历比起来,她和小花都觉得,“(第一个园区)其实还算好的”。
位于西港的网投园区
几个月后,她们被卖往西港。在那里,电棍变成常事。有一回,小蝶打电话让五楼的食堂送饭,主管以为她偷懒,抄起电棍往她身上打。小蝶形容那种疼,就像“小时候被火钳打”,她不敢哭,“就怕越哭他打得越厉害”。
最让她感到煎熬的是体罚。表现不好,就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做难堪的事,“脸也不要了”。具体是什么惩罚,小蝶说,“很多事情也很难想起来了。”
在新的园区,她们认识了贵州老乡小迪。小迪曾见过,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,关进一个笼子里,被打得半死,也不给吃喝。可怕的事情见多了,他说,“总感觉下一秒就是我了”,只能越来越顺从。湖南人小唐,见过从小黑屋里抬出来的人,被拔掉指甲,指尖还被插进牙签,浑身血淋淋。
园区里人人自危。刚来的时候,在大楼里的一间奶茶店,两个男孩还劝她们,“记得保护好自己。”没过几天,男孩就被关进小黑屋,当着她们的面,被主管用钢管砸头,理由是“随便和她们说话”。小蝶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两人。
没人能帮得上。好友小花一点点枯萎,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。小蝶只能一个人躲到楼梯间抹眼泪。园区二楼的药店是让她放松的地方。老板是北方人,开店是因为“这边比较赚钱”。他总是困惑,小蝶年纪那么小,为什么要到西港?“没办法,和朋友一起过来的。”小蝶不敢讲太多。药店老板劝她,“有机票赶紧回国,别再来这个地方了。”
但是,公司老板总威胁她们,“再干不好,就把你们卖去会所。”小蝶听说,会所里很恐怖,那是所有女孩都惧怕的一件事。后来,在长城宾馆,她才得知,那个总是尖叫、摔打东西的女生就是从园区被卖到会所,被迫从事性交易,因为不配合被殴打和强迫吸毒。
被压抑、恐惧、绝望的情绪包围,小蝶失眠了。她找药店老板买安眠药,老板每次只给一板,还再三嘱咐,“每次只吃一粒,千万别搞我。”2021年11月的一天,喝下一杯白酒,小蝶偷偷翻找出两个姐妹的安眠药,一口气吞了三板,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“反正也出不去了”。
逃离再次睁开眼,小蝶已经在西港泰康医院了。
她想起了陈宝荣。不久前,一个逃出去的同事主动在微信上联系小蝶,并提供了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的联系方式。按照陈宝荣的指示,小蝶和小花让老家人在国内报了警,陈宝荣还在安排下一步行动,但小蝶等不了了。
如今回忆逃亡经过,小蝶觉得自己顺利又幸运。但她不知道,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。比如,医院门口的宪兵放行,是陈宝荣找人打点的,从医院到长城宾馆,沿路陈宝荣也请宪兵护送——在西港,甚至整个柬埔寨,抢人的事经常会发生。
到达长城宾馆的那晚,小蝶给小花发信息报平安,也安慰她不要害怕。
在园区里,小花继续麻木地上班,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但老板并没有放过她,要她说出好友小蝶的下落。她和堂姐被换到一间更隐蔽的宿舍,动不动就被打、查手机,下班回宿舍的几步路,也要被人看着。
私下里,两个女孩还在微信上保持联系。小蝶安慰小花,陈宝荣一定会去救人,她嘱咐小花“记得要删聊天记录”。这句话被老板看到了,当天,小花的手机被没收,微信也被注销了。
也是那一天,在陈宝荣的运作下,西港省长带着两个警察来到园区,接小花和堂姐出去。
小花曾想过很多次,能不能活着从园区的大门跑出去。她和小蝶谋划过出逃,查过地图后又放弃了,周围偏僻,尽是山和原始森林,也想过报警,转念又害怕,“被警察卖了怎么办?”很长一段时间,她只有绝望,连走路都不敢抬头,“活不活死不死的,无所谓了。”
这一次,当她真正走出园区大门,更多的却是害怕,她以为自己又要被卖了。
因为涉嫌偷渡,小花和堂姐先在警察局蹲了一周,又被送往西港移民局。在陈宝荣进一步周旋下,小花姐妹被保释到金边移民局。
寻求省长、警察署、宪兵队的帮助,直接到园区要人,这是陈宝荣救人的主要方式。这个即将年过50岁的湖北人,皮肤黝黑,身材瘦小。他在柬埔寨的矿业行当里闯荡了20年,疫情期间,他深入疫区赠送物资,因此累积下不少人脉。
2020年6月,柬埔寨大使馆门口,三个从园区逃出来的年轻人,衣衫褴褛,浑身是伤,又在被人追打。陈宝荣救下了他们,这成为他救人的开端。直到现在,他自称救下超过300人。救的人多了,提防的心也多了一个。一个年轻男子被救出来后,转身又把自己卖进园区。为了避免卷进类似纠纷,陈宝荣会首先要求受害者家属在国内报警。现在,他主要解救三类人:未成年、被打伤者和被拐骗者。
就算有官方的帮助,救人也不都是顺利的。园区势力大,宪兵队进不去,受害者要想办法从园区出来,陈宝荣在外面派车接应。也可能会跟绑匪面对面。有一回深夜,接到求助电话,警察来不及赶到,陈宝荣带着侄子堵在门口,防止转移人质,“天那么黑,要真一枪给我打死,有什么办法?”
有时候,危险不仅来自绑匪和园区老板,还有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。陈宝荣曾和几个警察一起到西港救人,在那里待了五天,遭到不少阻挠,甚至一度被扣留了几个小时,他们最终救出了十几个人。
救的人多了,得罪的人也多。这一年他搬了家,不跟家人一起外出,也不再坐一辆车,最紧急的时候,他甚至把妻儿送回乡下。小蝶问过陈宝荣,为什么要坚持救人?陈宝荣告诉她,“救了总比不救好,那么多人在里面,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?”
沉重的夜晚
时隔两个月,在长城宾馆见到小花时,小蝶差点跳起来,赶过去将小花拥住。小花是被陈宝荣从移民局保释出来的——她有先天性心脏病,还有抑郁倾向。但她的堂姐直到现在还被留在移民局。
小蝶和小花重新住进了同一个房间,因为疫情无法回国,长城宾馆变成一个中转站,收纳着这些不小心散落在柬埔寨的中国人。
她们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一个月。杰哥太忙,她们不忍心,白天主动帮忙清理楼梯和楼道。瘸脚的刘明栋厨艺不错,会给大家做贵州肉末酱,闲下来就跟老家的两个小孩视频。小迪偶尔会帮杰哥买菜,或者到医院照顾几个行动不便的人。不过,大多数人都待在各自的房间,不敢也不愿意出门。
夜晚是长城宾馆最沉重的时刻。小蝶睡不着,会拿着手机到天台吹风。到柬埔寨之前,她的烦恼是要帮妈妈分担压力,也梦想去云南丽江和上海迪士尼乐园玩。现在,她不止失眠,睡着了也被恶梦缠住。
她说,心里总是堵得慌,却找不着缘故,很多时候,只想把自己锁起来,不吃饭也不睡觉。她想不明白,怎么就流落到了这里?回想吃安眠药的经历,小蝶觉得自己笨,但转念一想,“也是因为吃药才出来的。”
正在变好的是和妈妈的关系。妈妈知道了被骗的事情,没有像以前那样责骂她,反而安慰她,还问她需不需要钱。
小花也睡不着,她喜欢一个人听薛之谦的歌,平时也只跟几个老乡说话,她说,“不想交(朋友)了”。
有些夜晚,两个女孩干脆下楼散心。她们会看到杰哥孤独的背影,一个人坐在宾馆门口的台阶上。那一天,一个喝醉的男生跟人打架,直接上楼提了一把菜刀下来。不知该怎么安慰,小蝶和小花凑到身边逗他笑。
李杰确实有心事。宾馆里流动的人一多,难题也来了。他做过卫生值班表,时间久了,大家也不愿意遵守。吃饭也是个难题,有人口味不合,有的人盛多直接倒掉了,后面的人却没得吃。
秩序也是问题。一个男生和新来的女孩谈恋爱,晚上要到对方房间,被李杰制止了,男生一气之下离开长城宾馆。还有人不听劝,到外面瞎逛,结果感染了新冠。一个神智不清的小伙子走失了,李杰登报寻找,找到了,他却当着满大街的人嚷嚷,“这是绑架。”
他还要应对随时可能上门的园区老板、警察、移民局的人。李杰不知道能撑多久。
陈宝荣的夜晚也不好过。求助信息总是在深夜涌来,一条接一条。这一年他瘦了25斤,也开始吃抗抑郁的药,睡不着的时候,他总是躺在阳台的凉椅上,思考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。据当地华人媒体《柬中时报》消息,2月25日,陈宝荣因为涉嫌编造“血奴”案被警方带走调查。长城宾馆的人义愤填膺,“难道救人还有错了吗?”
小蝶和小花已经离开了长城宾馆。小花着急挣钱,父亲坐牢,老家还有年迈的祖父母需要照顾,在陈宝荣的介绍下,两人到金边一家华人餐厅帮忙,每个月能拿300美金。她们小心翼翼,出门吃饭,也只敢找餐厅旁边的店,一心等着被安排回国。
小迪、小赖、小唐,更多的人选择留在长城宾馆,他们害怕出去后再次被绑架。至于行动不便的人,只能在这里栖身。几乎每个晚上,一层都会坐着那个精神失常、从会所救出来的女孩,一个人憨憨地笑,直到天亮。